— — 以寇准为个案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君臣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关系，它不但决定着国家政治的走向，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否，这在标榜“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宋王朝选拔和重用大批的读书人，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并以祖训的形式严格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文武百官充满了戒心，以至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帅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官员要想使自己的抱负得到施展，建立起稳定和互为信任的君臣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不但会危及个人的前程，更重要的是会使国家政治蒙受损害。寇准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所有这些，无不与君臣关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寇准与两代帝王之间的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宋前期的政治状况，以及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是在一片疑惑声中登上皇位的。因为尽管史书 有啊 仕 ：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长嚣。赵普记录的太祖遗命：“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但“烛影斧声”的传闻还是使太宗的即位充满了诸多疑点。
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招来的却是朝廷大臣们的狐疑和不信任的眼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宋太宗迫切需要一批富有才干而又稳健的新的臣僚来辅助自己。因此，他便大开取士之，选拔一大批读书人充实国家的各级行政部门。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科考试中，年仅19岁的寇准便脱颖而出，成为天子门生。但这次科考却使年轻的寇准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原因是太宗不喜欢年轻人，每次面试时，“年少者往往罢去”。至于宋太宗为什么不喜欢年轻人，笔者认为，这与宋初政坛盛行的因循守旧之风有关。当时的官员都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正如王安石所说： “守道者以躁进为耻，怀能者以自炫为非，甚至太宗本人也公开宣称：“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这种情况下，“轻薄躁进”的年轻人显然不符合要求。
但尽管如此，太宗还是录用了年轻的寇准，这很可能是寇准正直的个性打动了他，因为当有人建议寇准虚报年龄以应付太宗的面试时，寇准拒绝了，并回答说：“准方进取，可欺君邪?”这位表现得有点另类的年轻人着实让太宗感到惊喜，因为太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代，一方面国家尚未统一，边患问题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国内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松懈。而相对于那些只会唯唯诺诺的大臣们来说，正直的寇准显然是一位不可多得之才。正因为如此，寇准才给太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君臣结下了不解之缘。
寇准果然没有让太宗失望，一上任就表现得不同凡响。他不但把自己分管的行政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而且每次朝会，他都慷慨陈词，指摘时弊，有时不惜面折圣上，这与那些世故的官僚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而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天下大旱，大臣们都以天数来应付太宗的询问，只有寇准不顾太宗盛怒，义正词严地指出：“《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朝堂上揭露了参政王沔的弟弟王淮贪赃枉法之事。虽然这两件事把太宗弄得面子
上很难堪，以至于大为恼火。但太宗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通过这两件事，太宗也进一步了解了寇准，并日益器重寇准，“知准为可用矣。” 甚至亲自与宰相讨论寇准的任职问题。据《涑水纪闻》卷二记载：“太宗谓宰相日：‘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以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怒日：‘此官岂可以待准者邪?’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深思良久，日：‘且使为此官可也!”’由此可见，太宗对寇准十分厚爱，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实际上，此事并不难理解，因为太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想以此博得个直言纳谏的好名声，从而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正如他对大臣们所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卷驾 ‘寇准传’ 显然，他是以虚心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自比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寇准的正直来达到监督朝臣和震慑朝臣的目的。因为言路畅通，下情上达，一切阴谋都将暴露在阳光下，这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及皇帝的统治地位十分重要。对此，太宗有清醒的认识：“朕御天下，兢兢业业，行将十年，每念封疆万里，深居九重，人情未能尽达，若不采听，则官史能否，生民利病，何从而知。’’于是，在淳化三年(992年)瑚，“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日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日鼓司，设有阙政，宜悉心言之，断在必行，采访外事， 条白于朕， 虽浮泛之说， 亦以闻也。” 不仅如此，太宗还牢记祖训，做到“所言可，必行旌赏；若无所取，亦不加罪。”正是在此基础上，寇准和太宗之间才能建立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君臣关系，并得到太宗的厚爱。
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太宗从宰相吕端请，下诏规定：“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太宗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不是宰相的寇准可以合法地行使大权，因为当寇准被罢参政后，这种参政与宰相分权的制度也被太宗随即取消了。寇准与太宗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在后来的立储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立储问题在北宋前期一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原因是太祖赵匡胤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立储君，而是在临崩之际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即太宗。虽然其中的谜团至今还无法解开，但国家选择何种权力移交形式无疑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权利的再分配及有关人的切身利益，并将决定着赵宋王朝以后的皇位继承模式。因此到了太宗晚年，是遵守太祖定下的传长不传幼的制度，还是实行传统的立储制度，便很迫切地摆在了朝廷的面前。但这个问题又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冯拯由于不知深浅，上疏请立储君，结果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中外无敢言者。”但在立储问题上，太宗却表现出对寇准的极大信任，我们可以从《宋史·寇准传》的记载中看到这一： “准初自青州召还，人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日：‘卿来何缓耶?准对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日：‘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日： ‘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侥首久之，屏左右日：‘襄王可乎?’准日：‘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寇准虽然没有明确
表态哪一个王子可以立为太子，但他委婉的回答实际上是认同了太宗的选择，因而坚定了太宗立襄王为太子的决心。并且在后来京师人纷纷赞颂太子为“少年天子”时，面对太宗“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疑问，寇准又以一句“此社稷之福也"的回答。彻底打消太宗的疑虑，使赵宋王朝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因此后人称赞寇准有“定策之功”。而实际上寇准能做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跟太宗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特殊的君臣关系密不可分的。
寇准少年得志，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再加上其正直的秉性，因而表现得过于自信和武断。做事从不顾及他人的意见和方方面面关系，特别是他不善于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引起一些同僚的不满和嫉恨，并使君臣关系受到损害。在任枢密院同知院事时，他与知院张逊多次在太宗面前争论，后来被张逊以“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为借口，诬其图谋不轨，尽管有温仲舒同行为证，但还是被贬为青州知州。虽然第二年就被重新召回朝廷并拜为参知政事，但这事毕竟为他们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投下了某种阴影。至道二年(996年)，太宗祠南郊，中外官员皆得升迁，而“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 并在彭惟节与冯拯的章序排列上，明显偏袒彭惟节，结果招致冯拯的嫉恨，在太宗面前状告寇准专权。而广东转运使康戬也在一旁火上浇油，控告寇准专权乱治，交接朋党。对此太宗本来已经十分恼火，寇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最终招致了太宗强烈的不，而被贬为邓州知州。这些事例说明，太宗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位和独断专行。
尽管寇准在太宗时期曾两次遭贬，但并没有使君臣关系受到太大的损害，后来立储问题的顺利解决也证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那就是太宗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太平时代，作为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仍然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社会不仅需要有人为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更重要的是需要寇准那样的人来矫正时弊，以保证国家政治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因而太宗极为欣赏寇准的忠直和干练，虽然有时寇准让他不愉快，但比起国家的统治来说，个人的不愉快显然是小事，因此太宗能一直信任寇准，重用寇准至于太宗为什么始终不提拔寇准担任宰相，或许这与寇准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太剐直外露，不善于处理与同僚的关系。这种性格显然不适宜担任宰相职务，因为宰相所需要的就是宽容大度，以便能平衡上下左右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寇准显然不具备这一点。以至于后来真宗想拜他为宰相时，也因“患其剐直难独任”而心存顾忌。
二
宋真宗赵恒是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即位时，宋王朝经过40年的励精图治，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虽然北部边疆仍存在契丹的威胁，但国内政局已基本稳定。作为守成之君，真宗明显地缺乏太祖和太宗那样的进取心，在对待臣民议政方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避免麻烦，他下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登闻检院，并规定：“诸人诉事，先诣鼓院，如不受，诣检院，又不受，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 如此繁琐的程序，实际上是堵塞了臣民进谏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对近臣说：“登闻院每进疏，有言机密而狂妄者，皆付京府鞫罪。”这就开了宋初40年来不治上书言事人之罪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秉性正直而又好说的寇准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在真宗统治的前期，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还是比较密切的，虽然真宗不太喜欢寇准刚直的性格，他还是把国家的财政大权交给寇准，让寇准担任三司。真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感谢寇准在自己继承王位时所给予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新君即位，地位尚不稳固，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威胁，真宗需要做出一些成就来取信于人，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离不开寇准那样的大臣，正如毕士安所说：“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而实际上，寇准也的确未辜负真宗期望，在主持三司工作期间，“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并在随后的澶渊之役事件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才能，使国家渡过了一场严重的边患危机。
景德元年(1O０４年)的边境警报把寇准和真宗再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时契丹南侵，围困瀛州，直逼贝州和魏州，举国振动。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朝臣们却束手无策，只有王钦若和陈尧叟出了个逃跑的主意。这时，这时候，真宗又一次想到了一向忠心耿耿的寇准，并向其询问对策。寇准力排众议，主张真宗应该亲征，以鼓舞士气，他说：“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
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虽然在寇准的劝说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毕竟缺乏太祖和太宗那样的气魄，表现得畏首畏尾，以至于到达澶州南城时，迟迟不愿过河。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寇准慷慨陈词，指出：“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并在太尉高琼
的帮助下，迫使真宗渡过黄河到达澶州北城。真宗的到来使宋军备受鼓舞，一时士气高涨，再加上契丹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迫使契丹求和。因为真宗此次之所以勉强亲征，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落个保卫江山社稷的好名声。只要契丹求和退兵，他就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于乘胜消灭契丹军队，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他不想做，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因此，当寇准提出乘胜进兵时，真宗予以拒绝： “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其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结果在宋军占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以每年向契丹交纳30万贯匹，而订立了城下之盟。这个结果显然是寇准不愿看到的，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欲赂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以达到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时军中已有人暗中诬告他拥兵自重了，此为赵宋皇帝大忌，寇准不得不做出让步。
“澶渊之盟”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寇准的目的，但却把他与真宗的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峰正是由于寇准的谋划，才使宋王朝暂时渡过了危机，而且也使真宗从中捞到了不少的名誉，因此“上以澶渊之功，待准甚厚，群臣无以为比。” 茬6’但这种君臣问的蜜月关系并未能维持太久，一方面是因为危机已经过去，真宗需要的是安稳的局面和稳健的大臣，心直口快的寇准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以至于当宰相王旦推荐寇准为其继任者时，真宗还以“准性刚褊” 为借口，要求王旦“更思其次”；另一方面是因为寇准也颇自矜澶渊之功，刚愎自用，结果招致一些同僚的嫉恨，特别是王钦若的嫉恨。因为在景德元年(1004年)那场危机中，寇准不但当面驳斥了王钦若的投降思想，而且还把他派到处于战争最前沿的天雄军去。王钦若对寇准恨之入骨，并从中挑拨他与真宗的关系。他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说成是输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渭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
也，斯亦危矣。”以至于清代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相反，正是因为真宗没有接受寇准的正确意见，才导致了无穷的后患，正如后来的宋代学者陈茔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若无寇
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但不管怎样，真宗还是相信了王钦若的话，“自闻王钦若言，深以澶渊之盟为辱，尝怏怏不乐。＂ 并使原来较为密切的君臣关系出现了裂痕，因为从此以后，“帝顾准衰。明年，置为刑部尚书，知陕州。”这不
能不说是寇准与真宗之间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双方关系每况愈下，以至于到后来寇准不得不靠讨好真宗来取得其信任与重用，真是既可悲又可怜。
澶渊之役之后，真宗完全丧失进取心，靠大搞封建迷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王钦若等人策划的“天书”事件。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天书封祀》记载：“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日：‘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帝日： ‘何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日： ‘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诱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既而又日：‘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渭河图、洛书果有耶?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 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此时寇准“出为外官，又不信天书” ‘卷 ‘遗际"，结果皇帝更加疏远寇准。后来，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作天书，真宗问王旦怎样才能使天下人相信，王旦回答说：“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而异者不敢不信也。” 结果寇准顺从皇上的意思献上了天书，并得以复相。这虽然其中有圣命难违的因素，但寇准背离自己初衷的做法还是多少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并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而且这种不是建立在互为信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更加难以维持，不久，寇准便因与杨亿密谋让太子监国一事泄漏，被再次罢相。
纵观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真宗统治的前期，君臣之间基本上还能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并在澶渊之盟后达到了高峰。但尽管如此，已经远远赶不上与太宗时的关系了，而且此后这种关系便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社会上“无为”思想颇为盛行，官僚大都因循守旧，像“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的李沆便被人们称赞为“圣相”，他的“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的话也被奉为治道名言。在这种情况下，勇于任事的寇准便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用人不以次”，便引得“同列颇不悦”，并成为他人离间其君臣关系的口实。另一方面是因为寇准不拘小节，言行不够谨慎，给人们留下了攻击他的把柄，损害了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知永兴军时，“于其诞日排设如圣节礼。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马”，结果被人告有谋反之心，以至于真宗听到这一消息也大为吃惊，拿着控告寇准的奏疏对王旦说：“寇准乃反耶?”要不是王旦为其开脱，寇准连性命恐怕也保不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于一再遭贬，最终死于雷州贬所。
三
通过以上对寇准与太宗及真宗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君臣关系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双方的个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君臣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良好的君臣关系反过来又可以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表现在下以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性格对君臣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处事灵活，言行严谨的人，君臣关系就处理得比较好。而个性张扬，不拘小节的人，君臣关系就显得比较紧张。而能否正确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对君臣关系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因为皇帝整天被大臣们所包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与同僚关系处理不好，甚至遭到他们的嫉恨，这些人会在皇帝面前大加诋毁，从而使君臣关系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寇准显然做得不够，远远不如他同时代的吕端、李沆、王旦等人，例如，吕端“善与人交”， “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李沆“性直凉，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于以私” 而王旦“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 这与寇准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丁谓是寇准提拔的官吏，因此事准甚谨。一次，中书会食，羹污准须，丁谓起身替寇准拂拭，但却遭到了寇准的当众奚落： “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邪?”结果，“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 特别是后来寇准做枢密使时，看不起武人出身的副枢密使曹利用。一次，双方议事不合，寇准就挖苦道：“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果，曹利用心存嫉恨，在真宗晚年联合丁谓推倒了寇准。所以后人评价寇准说：“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
政邪谋，生窜南裔。” 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其次，君臣关系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勇于任事的忠直之士会得到信任和重用，与君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而社会处于和平时期，循规蹈矩的官僚往往会受到推重，忠直之士则会受到冷落或排挤，与君主的关系也会变得若即若离，甚至产生严重的危机。寇准与太宗及真宗的关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太宗时期，宋王朝尚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形势迫使宋太宗不能不积极进取，因此，当寇准不识时务地“挽衣留谏”时，他虽然大为光火，但事后却“由是嘉之”。后来甚至在盛怒之下把寇准逐出朝廷之后，仍“念之，常不乐。”并三番五次向左右的人询问：“寇准在青州乐否?”而到了真宗时期，宋王朝虽然还有北部边患存在，但国内形势已经安定下来，因而真宗也就丧失了太宗那样的进取精神而趋于保守，因此在听信了王钦若的谗言后，便逐渐疏远了寇准。后来虽然在临崩之际亦言惟准与李迪可托，但也只是局限于说说而已。
最后，君臣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稳定与否。因为在专制社会里，大臣要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大的作用，必须处理好与君主的关系，把个人的意见、建议等变成皇帝的旨意才行。而皇帝的喜怒哀乐也直接决定着大臣的进退行止及国家的兴衰盛弱。正如宋人王嘉祜所说：“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否则很难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寇准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教训。在太宗时期，他使皇位继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在真宗时期，他又使北部边患问题得到暂时解决。所有这些，都与当时寇准与皇帝的关系处于
上升时期有很大的关系。而后来面对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书”事件，寇准不仅表现得十分无能为力，而且还被迫参与了这场闹剧。显然与这一时期君臣关系处于下降时期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君臣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关系，它不但决定着国家政治的走向，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否，这在标榜“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宋王朝选拔和重用大批的读书人，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并以祖训的形式严格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文武百官充满了戒心，以至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帅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官员要想使自己的抱负得到施展，建立起稳定和互为信任的君臣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不但会危及个人的前程，更重要的是会使国家政治蒙受损害。寇准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所有这些，无不与君臣关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寇准与两代帝王之间的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宋前期的政治状况，以及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是在一片疑惑声中登上皇位的。因为尽管史书 有啊 仕 ：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长嚣。赵普记录的太祖遗命：“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但“烛影斧声”的传闻还是使太宗的即位充满了诸多疑点。
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招来的却是朝廷大臣们的狐疑和不信任的眼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宋太宗迫切需要一批富有才干而又稳健的新的臣僚来辅助自己。因此，他便大开取士之，选拔一大批读书人充实国家的各级行政部门。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科考试中，年仅19岁的寇准便脱颖而出，成为天子门生。但这次科考却使年轻的寇准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原因是太宗不喜欢年轻人，每次面试时，“年少者往往罢去”。至于宋太宗为什么不喜欢年轻人，笔者认为，这与宋初政坛盛行的因循守旧之风有关。当时的官员都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正如王安石所说： “守道者以躁进为耻，怀能者以自炫为非，甚至太宗本人也公开宣称：“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这种情况下，“轻薄躁进”的年轻人显然不符合要求。
但尽管如此，太宗还是录用了年轻的寇准，这很可能是寇准正直的个性打动了他，因为当有人建议寇准虚报年龄以应付太宗的面试时，寇准拒绝了，并回答说：“准方进取，可欺君邪?”这位表现得有点另类的年轻人着实让太宗感到惊喜，因为太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代，一方面国家尚未统一，边患问题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国内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松懈。而相对于那些只会唯唯诺诺的大臣们来说，正直的寇准显然是一位不可多得之才。正因为如此，寇准才给太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君臣结下了不解之缘。
寇准果然没有让太宗失望，一上任就表现得不同凡响。他不但把自己分管的行政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而且每次朝会，他都慷慨陈词，指摘时弊，有时不惜面折圣上，这与那些世故的官僚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而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天下大旱，大臣们都以天数来应付太宗的询问，只有寇准不顾太宗盛怒，义正词严地指出：“《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朝堂上揭露了参政王沔的弟弟王淮贪赃枉法之事。虽然这两件事把太宗弄得面子
上很难堪，以至于大为恼火。但太宗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通过这两件事，太宗也进一步了解了寇准，并日益器重寇准，“知准为可用矣。” 甚至亲自与宰相讨论寇准的任职问题。据《涑水纪闻》卷二记载：“太宗谓宰相日：‘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以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怒日：‘此官岂可以待准者邪?’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深思良久，日：‘且使为此官可也!”’由此可见，太宗对寇准十分厚爱，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实际上，此事并不难理解，因为太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想以此博得个直言纳谏的好名声，从而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正如他对大臣们所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卷驾 ‘寇准传’ 显然，他是以虚心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自比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寇准的正直来达到监督朝臣和震慑朝臣的目的。因为言路畅通，下情上达，一切阴谋都将暴露在阳光下，这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及皇帝的统治地位十分重要。对此，太宗有清醒的认识：“朕御天下，兢兢业业，行将十年，每念封疆万里，深居九重，人情未能尽达，若不采听，则官史能否，生民利病，何从而知。’’于是，在淳化三年(992年)瑚，“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日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日鼓司，设有阙政，宜悉心言之，断在必行，采访外事， 条白于朕， 虽浮泛之说， 亦以闻也。” 不仅如此，太宗还牢记祖训，做到“所言可，必行旌赏；若无所取，亦不加罪。”正是在此基础上，寇准和太宗之间才能建立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君臣关系，并得到太宗的厚爱。
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太宗从宰相吕端请，下诏规定：“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太宗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不是宰相的寇准可以合法地行使大权，因为当寇准被罢参政后，这种参政与宰相分权的制度也被太宗随即取消了。寇准与太宗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在后来的立储问题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立储问题在北宋前期一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原因是太祖赵匡胤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立储君，而是在临崩之际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即太宗。虽然其中的谜团至今还无法解开，但国家选择何种权力移交形式无疑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权利的再分配及有关人的切身利益，并将决定着赵宋王朝以后的皇位继承模式。因此到了太宗晚年，是遵守太祖定下的传长不传幼的制度，还是实行传统的立储制度，便很迫切地摆在了朝廷的面前。但这个问题又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冯拯由于不知深浅，上疏请立储君，结果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中外无敢言者。”但在立储问题上，太宗却表现出对寇准的极大信任，我们可以从《宋史·寇准传》的记载中看到这一： “准初自青州召还，人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日：‘卿来何缓耶?准对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日：‘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日： ‘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侥首久之，屏左右日：‘襄王可乎?’准日：‘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寇准虽然没有明确
表态哪一个王子可以立为太子，但他委婉的回答实际上是认同了太宗的选择，因而坚定了太宗立襄王为太子的决心。并且在后来京师人纷纷赞颂太子为“少年天子”时，面对太宗“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疑问，寇准又以一句“此社稷之福也"的回答。彻底打消太宗的疑虑，使赵宋王朝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因此后人称赞寇准有“定策之功”。而实际上寇准能做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跟太宗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特殊的君臣关系密不可分的。
寇准少年得志，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再加上其正直的秉性，因而表现得过于自信和武断。做事从不顾及他人的意见和方方面面关系，特别是他不善于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引起一些同僚的不满和嫉恨，并使君臣关系受到损害。在任枢密院同知院事时，他与知院张逊多次在太宗面前争论，后来被张逊以“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为借口，诬其图谋不轨，尽管有温仲舒同行为证，但还是被贬为青州知州。虽然第二年就被重新召回朝廷并拜为参知政事，但这事毕竟为他们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投下了某种阴影。至道二年(996年)，太宗祠南郊，中外官员皆得升迁，而“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 并在彭惟节与冯拯的章序排列上，明显偏袒彭惟节，结果招致冯拯的嫉恨，在太宗面前状告寇准专权。而广东转运使康戬也在一旁火上浇油，控告寇准专权乱治，交接朋党。对此太宗本来已经十分恼火，寇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最终招致了太宗强烈的不，而被贬为邓州知州。这些事例说明，太宗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位和独断专行。
尽管寇准在太宗时期曾两次遭贬，但并没有使君臣关系受到太大的损害，后来立储问题的顺利解决也证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那就是太宗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太平时代，作为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仍然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社会不仅需要有人为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更重要的是需要寇准那样的人来矫正时弊，以保证国家政治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因而太宗极为欣赏寇准的忠直和干练，虽然有时寇准让他不愉快，但比起国家的统治来说，个人的不愉快显然是小事，因此太宗能一直信任寇准，重用寇准至于太宗为什么始终不提拔寇准担任宰相，或许这与寇准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太剐直外露，不善于处理与同僚的关系。这种性格显然不适宜担任宰相职务，因为宰相所需要的就是宽容大度，以便能平衡上下左右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寇准显然不具备这一点。以至于后来真宗想拜他为宰相时，也因“患其剐直难独任”而心存顾忌。
二
宋真宗赵恒是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即位时，宋王朝经过40年的励精图治，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虽然北部边疆仍存在契丹的威胁，但国内政局已基本稳定。作为守成之君，真宗明显地缺乏太祖和太宗那样的进取心，在对待臣民议政方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避免麻烦，他下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登闻检院，并规定：“诸人诉事，先诣鼓院，如不受，诣检院，又不受，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 如此繁琐的程序，实际上是堵塞了臣民进谏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对近臣说：“登闻院每进疏，有言机密而狂妄者，皆付京府鞫罪。”这就开了宋初40年来不治上书言事人之罪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秉性正直而又好说的寇准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在真宗统治的前期，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还是比较密切的，虽然真宗不太喜欢寇准刚直的性格，他还是把国家的财政大权交给寇准，让寇准担任三司。真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感谢寇准在自己继承王位时所给予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新君即位，地位尚不稳固，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威胁，真宗需要做出一些成就来取信于人，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离不开寇准那样的大臣，正如毕士安所说：“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而实际上，寇准也的确未辜负真宗期望，在主持三司工作期间，“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并在随后的澶渊之役事件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才能，使国家渡过了一场严重的边患危机。
景德元年(1O０４年)的边境警报把寇准和真宗再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时契丹南侵，围困瀛州，直逼贝州和魏州，举国振动。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朝臣们却束手无策，只有王钦若和陈尧叟出了个逃跑的主意。这时，这时候，真宗又一次想到了一向忠心耿耿的寇准，并向其询问对策。寇准力排众议，主张真宗应该亲征，以鼓舞士气，他说：“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
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虽然在寇准的劝说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毕竟缺乏太祖和太宗那样的气魄，表现得畏首畏尾，以至于到达澶州南城时，迟迟不愿过河。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寇准慷慨陈词，指出：“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并在太尉高琼
的帮助下，迫使真宗渡过黄河到达澶州北城。真宗的到来使宋军备受鼓舞，一时士气高涨，再加上契丹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迫使契丹求和。因为真宗此次之所以勉强亲征，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落个保卫江山社稷的好名声。只要契丹求和退兵，他就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于乘胜消灭契丹军队，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他不想做，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因此，当寇准提出乘胜进兵时，真宗予以拒绝： “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其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结果在宋军占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以每年向契丹交纳30万贯匹，而订立了城下之盟。这个结果显然是寇准不愿看到的，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欲赂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以达到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时军中已有人暗中诬告他拥兵自重了，此为赵宋皇帝大忌，寇准不得不做出让步。
“澶渊之盟”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寇准的目的，但却把他与真宗的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峰正是由于寇准的谋划，才使宋王朝暂时渡过了危机，而且也使真宗从中捞到了不少的名誉，因此“上以澶渊之功，待准甚厚，群臣无以为比。” 茬6’但这种君臣问的蜜月关系并未能维持太久，一方面是因为危机已经过去，真宗需要的是安稳的局面和稳健的大臣，心直口快的寇准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以至于当宰相王旦推荐寇准为其继任者时，真宗还以“准性刚褊” 为借口，要求王旦“更思其次”；另一方面是因为寇准也颇自矜澶渊之功，刚愎自用，结果招致一些同僚的嫉恨，特别是王钦若的嫉恨。因为在景德元年(1004年)那场危机中，寇准不但当面驳斥了王钦若的投降思想，而且还把他派到处于战争最前沿的天雄军去。王钦若对寇准恨之入骨，并从中挑拨他与真宗的关系。他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说成是输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渭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
也，斯亦危矣。”以至于清代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相反，正是因为真宗没有接受寇准的正确意见，才导致了无穷的后患，正如后来的宋代学者陈茔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若无寇
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但不管怎样，真宗还是相信了王钦若的话，“自闻王钦若言，深以澶渊之盟为辱，尝怏怏不乐。＂ 并使原来较为密切的君臣关系出现了裂痕，因为从此以后，“帝顾准衰。明年，置为刑部尚书，知陕州。”这不
能不说是寇准与真宗之间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双方关系每况愈下，以至于到后来寇准不得不靠讨好真宗来取得其信任与重用，真是既可悲又可怜。
澶渊之役之后，真宗完全丧失进取心，靠大搞封建迷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王钦若等人策划的“天书”事件。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天书封祀》记载：“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日：‘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帝日： ‘何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日： ‘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诱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既而又日：‘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渭河图、洛书果有耶?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 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此时寇准“出为外官，又不信天书” ‘卷 ‘遗际"，结果皇帝更加疏远寇准。后来，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作天书，真宗问王旦怎样才能使天下人相信，王旦回答说：“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而异者不敢不信也。” 结果寇准顺从皇上的意思献上了天书，并得以复相。这虽然其中有圣命难违的因素，但寇准背离自己初衷的做法还是多少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并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而且这种不是建立在互为信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更加难以维持，不久，寇准便因与杨亿密谋让太子监国一事泄漏，被再次罢相。
纵观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真宗统治的前期，君臣之间基本上还能保持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并在澶渊之盟后达到了高峰。但尽管如此，已经远远赶不上与太宗时的关系了，而且此后这种关系便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社会上“无为”思想颇为盛行，官僚大都因循守旧，像“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的李沆便被人们称赞为“圣相”，他的“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的话也被奉为治道名言。在这种情况下，勇于任事的寇准便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用人不以次”，便引得“同列颇不悦”，并成为他人离间其君臣关系的口实。另一方面是因为寇准不拘小节，言行不够谨慎，给人们留下了攻击他的把柄，损害了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知永兴军时，“于其诞日排设如圣节礼。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马”，结果被人告有谋反之心，以至于真宗听到这一消息也大为吃惊，拿着控告寇准的奏疏对王旦说：“寇准乃反耶?”要不是王旦为其开脱，寇准连性命恐怕也保不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于一再遭贬，最终死于雷州贬所。
三
通过以上对寇准与太宗及真宗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君臣关系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双方的个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君臣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良好的君臣关系反过来又可以推动社会政治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表现在下以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性格对君臣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处事灵活，言行严谨的人，君臣关系就处理得比较好。而个性张扬，不拘小节的人，君臣关系就显得比较紧张。而能否正确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对君臣关系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因为皇帝整天被大臣们所包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与同僚关系处理不好，甚至遭到他们的嫉恨，这些人会在皇帝面前大加诋毁，从而使君臣关系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寇准显然做得不够，远远不如他同时代的吕端、李沆、王旦等人，例如，吕端“善与人交”， “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李沆“性直凉，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于以私” 而王旦“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 这与寇准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丁谓是寇准提拔的官吏，因此事准甚谨。一次，中书会食，羹污准须，丁谓起身替寇准拂拭，但却遭到了寇准的当众奚落： “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邪?”结果，“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 特别是后来寇准做枢密使时，看不起武人出身的副枢密使曹利用。一次，双方议事不合，寇准就挖苦道：“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果，曹利用心存嫉恨，在真宗晚年联合丁谓推倒了寇准。所以后人评价寇准说：“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
政邪谋，生窜南裔。” 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其次，君臣关系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勇于任事的忠直之士会得到信任和重用，与君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而社会处于和平时期，循规蹈矩的官僚往往会受到推重，忠直之士则会受到冷落或排挤，与君主的关系也会变得若即若离，甚至产生严重的危机。寇准与太宗及真宗的关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太宗时期，宋王朝尚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形势迫使宋太宗不能不积极进取，因此，当寇准不识时务地“挽衣留谏”时，他虽然大为光火，但事后却“由是嘉之”。后来甚至在盛怒之下把寇准逐出朝廷之后，仍“念之，常不乐。”并三番五次向左右的人询问：“寇准在青州乐否?”而到了真宗时期，宋王朝虽然还有北部边患存在，但国内形势已经安定下来，因而真宗也就丧失了太宗那样的进取精神而趋于保守，因此在听信了王钦若的谗言后，便逐渐疏远了寇准。后来虽然在临崩之际亦言惟准与李迪可托，但也只是局限于说说而已。
最后，君臣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稳定与否。因为在专制社会里，大臣要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大的作用，必须处理好与君主的关系，把个人的意见、建议等变成皇帝的旨意才行。而皇帝的喜怒哀乐也直接决定着大臣的进退行止及国家的兴衰盛弱。正如宋人王嘉祜所说：“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否则很难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寇准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教训。在太宗时期，他使皇位继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在真宗时期，他又使北部边患问题得到暂时解决。所有这些，都与当时寇准与皇帝的关系处于
上升时期有很大的关系。而后来面对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书”事件，寇准不仅表现得十分无能为力，而且还被迫参与了这场闹剧。显然与这一时期君臣关系处于下降时期也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