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奖（全国共20名，奖金1万元），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运作发财的集团，在宴会前，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个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英国的‘克隆羊’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高，麦粒跟葡萄一样大，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我如果去美国炒个总统，那就跟玩似得。”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刚拿了“跨世纪发展基金”，又马上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浙江大学也给我发奖学金。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我简直是“暴富”。还了朋友们给我的“救济款”后，仍然是个“富翁”。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是“抢劫”来的，心里不踏实。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诉苦”，请校团委把我的“不义之财”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富翁时再接受捐款，现在不能让我“杀鸡取卵”。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建议我资助“希望工程”的中学生，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每个学生500元。我轻浮地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才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学生时期的荣誉已登峰造极，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不想再混下去。我总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史玉柱，应该开个软件公司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我曾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讲（现在发现演讲的内容没有一项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我谈了一天的理想，记者还是没听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

　　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我可谓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有关部门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求。“临境”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他叫周昆，年龄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极强。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求，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

　　我已经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完该怎么办。1998年5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软件产品宣传了几个月，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局面（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应）。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将它改装成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求助。他是真正的软件高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周鸿?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治”，于是意犹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

　　从北大方正“劳改”了两个月回来，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我把察觉到的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现在我能比较清醒地分析我和投资方所犯的主要错误，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件。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投资方的主要错误：

　　（1）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析，结论是否定的。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只要挣到钱就行。这种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变得毫无价值。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东西。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此事充分地显示了我的无知与愚蠢。自己的奋斗没有必要后悔太多，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我相信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公司关闭后，我就面壁反省，补习基础，准备为几年之后“东山再起”养精蓄锐。1999年1月，有一个民营企业家G先生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年轻人投资了100万元，建立一家从事环保信息应用开发的软件公司。他曾许诺一年内创利润上千万元，可是才过去5个月，他就把100万元用完了，什么也没挣到。我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能对公司的市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座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G先生说：“钱我没问题，那100万元就算我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来找我请教另一个问题。他说：“小林啊，你上次说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训。”

　　我说：“那是好事，不论年龄大小，知错就改总是好孩子嘛。”

　　他叹了一口气：“最近几个月，Y经理又花了我100万元。”

　　我当时差点给噎死，气凶凶地训G先生：“我早跟你讲过，Y经理不是好东西，叫你关闭公司你不听，你老说钱没问题，亏你200万元活该。”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拍拍胸脯保证下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量）。就在他们准备签合同之际，我偶尔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受食来张口，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烦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释：“我不是被别人养起来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才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没有待出嫁的女儿。”

　　我在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半里，经历有点奇特。我遗憾的是“真才实学”没有长进多少，并且没有了在西电那样的纯真友情。略为欣慰的是我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很想讲一讲自己参加希望工程的经历与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县梅源中学的老师们带着希望班几名优秀学生来到浙江大学，其中有受我资助的何晓丽同学。我才知道初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就要600元。何晓丽哭诉下学期不能再上学，其它的学生处境相似。我以前资助的2000元是5个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时侯，公司倒闭使我债务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来最大的打击。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况下，没有推卸义务，而是“变本加厉”的去尽这个义务。我在西电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个中学生。有一个小姐追求我，我乘机给她一个活生生的“见面礼”。1999年7月份，我把饭卡送给了一个大学生，自己成了无产阶级。从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毕业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为7个贫困学生捐助了约1万元。我有了几点感受：

　　（1）对人的帮助莫过于给予希望。

　　（2）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哪怕自己处于困境。

　　（3）帮助是要负责任的，一定要设法做成有意义的结果。不负责任的帮助就是“施舍”。“施舍”缺乏诚意，不配称为“帮助”。

　　不少人曾对我说：“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费精力，更不要为了别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将来是伟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从而到死也没做成什么有价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帮助别人，无论他最终成功还是失败，一辈子也没有帮助过人。还有很多人略有权势或略有名气后，便觉得自己吃喝玩乐、放屁、上厕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们最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却以“太忙”“没空”为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奋斗，也渴望成为伟大人物，但我希望让有意义的小事充实一生。

　　我还要讲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随地扔垃圾的“风俗习惯”，这恶习就象脚气那样虽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遗臭万年。即便象浙江大学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经常可以看见草坪、校门口的废纸、果皮和塑料袋等，垃圾就如同天使脸上的一砣狗屎那样鲜艳，人们竟然无动于衷。我记不请自己多少次当众、当道捡垃圾，可是几年来我都没有在大学里发现第二个做这种事的人。

　　我很想对所有的教授、博士、硕士、学士们讲句话：“救人并不只是医生干的事，保护环境也不只是清洁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几秒钟，弯几次腰，就能让环境更加清洁，让心灵更加清洁。我们不必个个道貌岸然，但至少应该做到‘读书明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将要追我的小姐们，你多捡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丢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希望工程”和“捡垃圾”，并不是在沽名钓誉，也不是在布道，只是希望我这些“金玉良言”能触动更多的自以为自己是高素质的人们。

　　在浙大的三年半里，我没有对感情“播种”，所以也没有收获，但有一次“艳遇”。在关闭公司的那天晚上，人去楼空，我象严监生断气前那样盯着尚未熄灭的灯。这时某大学的一位四年级女生来找我。一年前她曾作为实习记者采访过我，谈得很投机。我知道她是聪明好学的学生，曾大言不惭地教导过她几次。我开公司的一年里几乎没与她来往过，想不到当我成了光杆司令时她还能“兔死狐悲”地来看望我，着实让我感动。我不无自嘲地对她说：“你不用安慰我了，这次失败我还能挺得住。”

　　她说：“我不是来安慰你的。我一直盼望你的公司倒闭，等了整整一年。在你去北京之前，我有话跟你说。”

　　我心下一凉，搞不清什么地方得罪她了，让她如此记恨我。大概是我得意之日教导她时言语过重，伤了她的自尊心。

　　好在我是知错就改的人，当下惭愧地向她道歉。她不理会我，说：“你开公司时光环重重，我根本无法靠近你。即便那时我成了你的好朋友，你也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暗恋你一年了，一直都没跟你讲。我早知道你会失败的，失败时你就剩下一个人，你才会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而不是冲着其它来的。你是个优秀的理科学生，我是个优秀的文科学生，门当户对，珠帘壁合。请你不要觉得女的追男的很荒唐，我是认真的，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虽然评不上情场高手，好歹也在爱河里游过泳，呛过水。想不到仓促之下，被一女子说得脸红耳赤，无法掩盖窘相。

　　我一直认为男人应该勤劳一辈子，好让柔弱的女子舒舒服服地在大树下乘凉。而学习、工作出色的女子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人。

　　她从小习诗弄文，读大学时蜚声校园。我见到她第一面时就把她归类为事业上的朋友，所以才会正儿八经地与她交谈并教导她。我在西电的两个女朋友就属于读书不太好但比较有魅力的女生，我从来也没有指导过她们学习。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并希望她成为我的女朋友，我早就去追求她了，岂能轮到她追我。

　　她见我彷徨不安，便滔滔不绝地例举爱我的“证据”。我开公司一年来发生的事她了如指掌，就象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在我的朋友中安插了间谍。她甚至趁着实习机会跑到团中央去查阅我的老底，有些“光辉记录”我过去的伙伴都未必知道。她思念我时，写了很多诗，留了很多泪……

　　我早知道有些人不编程序、不做实验就能写出论文，难道男女之间不接触也能滋生感情？

　　第一回合我就被她挑翻在地，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负心郎”，无地自容地把她送走。我以为这是文科女生的风格，就当作一个趣事不放在心上。

　　我从北大方正“劳改”回来不久后，她提着一篮鲜花来找我，并对我说了她的梦想：在寒冷的冬天，大地铺满积雪，四野人鸟绝迹。我孤独求败地深居在冷冰冰的小木屋里。在一个狂风呼啸的黄昏，她一手拎着亲手做的饭菜（我想应该有土豆和辣椒），一手拎着一捆木柴，敲开了那扇紧闭的门和心房。终于木屋四壁生辉……

　　我曾对第一个朋友最好的赞美是：“黄蓉很象你。”

　　我曾对第二个朋友最深情的话是：“将来咱们老了，我回黄岩当物理老师，你当语文老师。”

　　相比之下，我的确不及她浪漫。此后她再找过我几次，当我意识到她动真格的时候，她已不能自拔。爱情是很怪的东西，并不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就能碰出火花。与其让她长痛，还不如让她狠痛一次。

　　我对她说：“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她问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我没有心跳的感觉。”

　　她说十年之后再找我。

　　我知道她会奋发图强，因为她会一直想着“为什么”，期望让自己有个满意的答案。 这条路8年前我已经走过了。后来她读硕士时我曾再见过她，她在文学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她说将会送给我她的第一本著作，书中开头的几个故事是关于我和她。

　　我说看了她的书后一定会写一篇读后感给她。

　　她仍然提醒我不要忘记十年后的相约。

　　我在浙大有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楼的大妈。在1999年1月至5月，我在博士生宿舍静心修炼内功，大妈就象我的“护法”。晚上九点钟时，她就会烧些东西给我吃。我和大妈非亲非故，同学们都不明白大妈为什么待我好。我想那是因为我没把自己当成“博士”来看，而是当成“人”来看。

　　5月份后，我看在国家的份上搬到一个千万富翁家里去住，大妈也调到“熊猫馆”当掌门人。我一般隔几个月去看望大妈一次，中秋节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们知道我和大妈有这层关系，就纷纷托大妈物色女朋友。

　　大妈果然称职，她就象特务那样审视大楼里的女生。可大妈毕竟是大妈，她采用的“标准”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无法与现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该盯的，却漏掉了不该漏的，至今都未“推销”成功一个

　　这件事让我又明白了关于软件的一个道理：光有完善的数据库还不够，还应该提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学、艺术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于是就不嫌人笑，写下了十年来的故事，交最后一次作业。大学十年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号了。尽管我即将告别大学，但我会终生学习。也许我成不了天才，但还有机会成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声呼喊出那种可以用双手把握未来的自豪。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一、主动去创造环境，否则你无法设计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满激情，否则你无法体会到淋漓尽致的欢乐与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会对他说一句话：“你看厕所去吧。”